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，真相已明，恩情犹在，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，希望能够归入徐家。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，而今状元及第，衣锦还乡，再认父母，收获的时候到了。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，希望他回归本家，认祖归宗。 很明显，在这位父亲的心中，只有付出，没有收获。 无奈之下，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，回到了申家。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，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。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，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敲锣打鼓，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。 从此，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。 曲折的身世，幸福的童年。从他的养父身上，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： 做人，要厚道。
呜呼，小人物也可以伟大！
参考消息：王阁爷送女儿，就这一遭 话说王家屏入仕之后住在京城，女儿每年来看他一次。有回王家女儿就对父亲说：“爹，你看，你总不送我回去，我公婆都觉得你嫌弃他们才不愿登门的。”王家屏一拍脑门，的确有点薄了亲家，于是请了几天假，送女儿回婆家。亲家自然很高兴，然而更高兴的是围观百姓，七里八乡的都来瞧热闹。王家屏难以应付，好不容易回到京城，又收到女儿的一封信。信中告诉他，此次招待前来看你的乡亲故人、公婆花掉全年总收入的一大半。于是两家都同意，这种事儿以后不可再发生了。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这故事太可爱了。
“十四年时，您说长子幼小，等个两三年。十八年时，您又说您没有嫡子，长幼有序，让我们不必担心。十九年时，您说二十年就册立。二十年时，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。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，改为分封，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，以后您说的话，我们该信那一句？”
皇帝也会拖。臣子也会催。这比清朝天天奴才奴才的有意思多了。
“争国本”就此落下帷幕。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，共逼退首辅四人，部级官员十余人、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位，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、解职、发配，闹腾得乌烟瘴气，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。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，它会有解决的一天。
历史有时候比剧本都荒唐，笑死。编剧都不敢这么写。
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，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，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，终于平安成人，这就足够了。 所以，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拉着儿子的衣角，微笑着说： “儿长大如此，我死何恨。” 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，因为感情，是无法翻译的。 还有，其实这句话，她是哭着说的，但我认为，当时的她，很高兴。
儿长大如此，我死何恨。短短几字，却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浓浓爱意。
这个人就是王锡爵，虽说已经告老还乡，但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，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，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他派出专人，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，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。 王锡爵不出山。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，加上都七十四岁了，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，但毕竟是多年战友，还教过人家，所以，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。 万历的问题是，言官太过凶悍，应该如何应付。 王锡爵的回答是，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（一概留中），就当是鸟叫（禽鸟之音）！
明朝的皇帝当得也不是那么舒服的嘛。。。
上天总是不公平的，有些人天生就聪明，天生就牛，天生就是张居正、戚继光，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，天生就不聪明，天生就不牛，天生就是二傻子，没有办法。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，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，也能成功的道路。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，这是最好的道路，也是唯一的道路，它的名字，叫做纯粹。 纯粹的意思，就是专心致志、认真、一根筋、二杆子等等。 纯粹和执著，也是有区别的。所谓执著，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；而纯粹，是见了棺材，也不掉泪。 纯粹的人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。他们的一生，往往只有一个目标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他们可以不择手段，不顾一切，他们无法被收买，无法被威逼，他们不要钱，不要女色，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。 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只有一个目标，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。 杨涟，就是一个纯粹的人。
纯粹的人往往是有信仰的。便如延年乔年兄弟一样。
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，找到杨涟，告诉他，等会儿进宫的时候，你态度积极点，给皇上磕个头，认个错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 但是杨涟的回答，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： “死就死（死即死耳），我犯了什么错？！”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： “方先生（方从哲）是好意。” 可到杨先生这里，好意也不好使： “知道是好意，怕我被人打死。要得了伤寒，几天不出汗，也就死了，死有什么可怕！但要我认错，绝无可能！” 就这样，杨涟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进了宫，虽然他知道，前方等待着他的，将是锦衣卫的大棍。 可是他错了。 那位躺在床上，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，反而和颜悦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： “国家的事情，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。” 虽然称呼是复数，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只看着杨涟。但他绝不会想到，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，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。 因为他并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。 从这一刻起，杨涟已下定了决心——以死相报。 一直以来，他都只是个小人物，虽然他很活跃，很有抱负，声望也很高，他终究只是小人物。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，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，却毫无保留地尊重，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、抱负，以及纯粹。 所以他决定，以死相报，至死不休。 这种行为，不是愚忠，不是效命，甚至也不是报答。 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，无可辩驳的真理： 士为知己者死。
啊。不行，每次看到这样的桥段都很感动，就像儿时读到三顾茅庐、白帝城托孤的画面一样。
情急之下，几位高干一拥而上，去抬轿子。 这四位高级轿夫分别是吏部尚书周嘉谟，给事中杨涟，内阁大学士刘一璟，英国公张维贤。 前面几位大家都熟，而最后这位张维贤，是最高世袭公爵，他的祖先，就是跟随明成祖朱棣靖难中阵亡的第一名将张玉。 也就是说，四个人里除杨涟外，职务最低的是部长。我又查了一下年龄，最年轻的杨涟，当时也已经四十八岁了，看来人急眼了，还真敢拼命。 就这样，朱由校在这帮老干部的簇拥下，离开了乾清宫。他们的目标，是文华殿，只要到达那里，完成大礼，朱由校就将成为新一代的皇帝。
别把国家高层想的很神圣、很严格。就比如这个选皇帝，这不是过家家吗哈哈哈哈
在很多古装戏中，经常可以听到员外这个称呼，比如《水浒传》中的卢俊义、《梁祝》中祝英台之父等。在古代，官的编制定额称为“员”，魏晋时期，开始在正员以外增加名额，称为“员外”，
懂了，员外=没编制
实际上，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阉人，在刚入宫的时候，只是宦官，并不是太监，某些人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。 因为太监，是很难当上的。 宫里，能被称为“太监”的，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。太监以下，是少监，少监以下，是监丞，监丞以下，还有长随、当差。
有时候，骂别人太监还给别人长脸了。。。建议直接骂阉人。
比如前面提到的四位仁兄，都很有代表性： 崔呈秀，原本是一贪污犯，收了人家的钱，被检举丢了官，才投奔魏公公。 施凤来，混迹朝廷十余年，毫无工作能力，唯一的长处是替人写碑文。 许显纯，武进士出身，锦衣卫首领，残忍至极，喜欢刑讯逼供，并有独特习惯——杀死犯人后，将其喉骨挑出，作为凭证，或作纪念。
后面的事实证明，这样的乌合之众最后也帮不上什么忙：树倒猢狲散。
但相对而言，以上三位还不够份儿，要论王八蛋程度，还是冯铨先生技高一筹。 这位仁兄全靠贪污起家，并主动承担陷害杨涟、左光斗等人的任务，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，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。 短短一生之中，竟能集贪官、阉党、汉奸于一体，如此无廉耻，如此无人格，说他是禽兽，那真是侮辱了禽兽。
当他放弃自己的底线时，他的灵魂已经交给了魔鬼。
综上所述，魏忠贤手下这帮人，在工作和生活中，有着这样一个特点： 什么都干，就是不干好事；什么都要，就是不要脸。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，都曾是三党的成员，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，加入阉党这个“温馨”的集体，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，他们曾经也是人。 多年以前，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，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，立志以身许国，匡扶天下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，谨言慎行，并期冀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。 但他们终究倒下了，在残酷的斗争、仕途的磨砺、党争的失败面前，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，并最终屈服，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、权位和利益。
千万不要失去最后的勇气和尊严，并最终屈服，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、权位和利益。
几年之间，所谓“众正盈朝”已然变成了“众兽盈朝”，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：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，顾秉谦、魏广微进入内阁，许显纯、田尔耕控制锦衣卫。六部里，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，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，甚至管纪检监察的都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。 对于这一转变，大多数书上的解释是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、道德沦丧、品质败坏，等等。 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两个字：实在。 魏忠贤能拉人，因为他实在。 你要人家给你卖命，拿碗白饭对他说，此去路远，多吃一点，那是没有效果的。毕竟千里迢迢，不要脸面，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，不见点干货，心理很难平衡。 在这一点上，魏公公表现得很好，但凡投奔他的，要钱给钱，要官给官，真金白银，不打白条。 相比而言，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，什么都不给还难进，实在有点难度过高。 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：坚持操守，坚定信念和理想，一生默默无闻，家徒四壁，为国为民，辛劳一生。 或是放弃原则，泯灭良心，少奋斗几十年，青云直上，升官发财，好吃好喝，享乐一生。
庆幸现在我们不需要做如此残酷的选择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似乎如果真的非得二选一，我可能会选后者。。要真的不顾家人、清贫一生，实在是太难了。（不过也许到时候真的会许国不复为身谋。
但要办到这一点，是有难度的。 大明毕竟是法治社会，要干掉某些人，必须要有罪名，至少要有个借口。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，作风问题、经济问题，都统统没有。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：他们或许狭隘，或许偏激，却不贪污、不受贿、不仗势欺民，他们的所有举动，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，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。
在短暂的沉默之后，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： “这世上，没有贪赃的杨涟。” 混社会的游民，油滑的县吏，唯利是图、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，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，他的一生，都在虚伪、圆滑、欺骗中度过，他的每次选择，都是为了利益，都是妥协的产物。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，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：面对黑暗，决不妥协。 付出生命，亦在所不惜。
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，杨涟回到监房，写下了《告岳武穆疏》。 在这封文书中，杨涟没有无助的抱怨，也没有愤怒的咒骂，他说： “此行定知不测，自受已是甘心。” 他说：“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，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。” 昏暗的牢房中，惨无人道的迫害，无法形容的痛苦，死亡边缘的挣扎，却没有仇恨，没有愤懑。 只有坦然、从容，以天下为己任。
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，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，不知道能否平反，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。 毫无指望，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。 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，肋骨尽碎的杨涟，在最为绝望的时刻，写下的文字，每一个字，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。 拷打、折磨，毫无人性的酷刑，制伏了他的身体，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。无论何时，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，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，那个崇高、光辉、唯一的信念： “涟即身无完骨，尸供蛆蚁，原所甘心。 “但愿国家强固，圣德明，海内长享太平之福。 “此痴愚念头，至死不改。”
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。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，作出投掷的动作，并说出了最后的话： “你还不走？！再不走，无需奸人动手，我自己杀了你（扑杀汝）！” 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，学生眼含着热泪，快步退了出去。 临死前，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，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： 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，至死也不动摇。
魏忠贤不明白，许显纯不明白，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，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，活到今天，不是心存侥幸，不是投机取巧。 他早就想死了，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，光荣地死去，但他不能死。 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，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，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，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把邪恶的丑陋、正义的光辉，告诉世上所有的人。
处斩之日，五人神态自若。 沈扬说：“无憾！” 马杰大笑： “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，未必不千载留名，去，去！” 颜佩韦大笑： “列位请便，学生去了！” 遂英勇就义。 五人死后，明代著名文人张溥感其忠义，挥笔写就一文，是为《五人墓碑记》，三百余年后，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。 嗟夫！大阉之乱，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。 ——《五人墓碑记》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，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，周文元是轿夫，杨念如是卖布的。 不要以为渺小的，就没有力量，不要以为卑微的，就没有尊严。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，只在信念是否坚定。
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，自命清高，还高谈阔论，缺乏实干能力。 小时候，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，曾说道：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，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。 我曾问：何谓封建士大夫？ 老师答：封建士大夫，就是封建社会里，局限、落后、腐朽的势力，而他们的精神，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。 多年以后，我亲手翻开历史，看到了另一个真相。 所谓封建士大夫，如王安石，如张居正，如杨涟，如林则徐。 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，就是没落、守旧、不懂变通、不识时务、给脸不要脸，瞧不起劳动人民，自命清高，即使一穷二白，被误解、污蔑，依然坚持原则，坚持信念，坚持以天下为己任。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，高高在上，无论对方反不反感。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，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，无论对方接不接受。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，必须挺身而出，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，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普通百姓，并为之奋斗一生，无论对方是否知道、是否理解。
东林党的故事是一帮有着纯粹理想的人的故事。即便他们保守、不懂变通、自命清高，有着太多迂腐书生的共同缺点，但是每当读到他们的故事，都只有敬佩、感动。他们也许不是那个年代最正确的选择，但是他们是为了理想奋斗终生的人，这就够了。